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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民语文生活馆

核心目标:对话生活、旨归语用、承传文化、觉解生命!

 
 
 

日志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转)  

2007-12-11 13:37:53|  分类: 文化现象(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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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严行

 前言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素有专精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麽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为什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这麽难呢?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一直缺乏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後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这只能是猫狗的存在状态。人活著,一定要找出活著的意义。若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因为信仰这样重要,所以耶稣提出的最大诫命才会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 22:37-38)就是说,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却从来没有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我们不但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麽信仰都没有,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麽,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记。 

但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结果。  

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四十年多後,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样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与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和追求:鹤发童颜、长生不老;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个仿造品,造得并不逼真。  

佛教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是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排异反应非常强烈。  

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  

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徵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夥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许多地方,庙里的香火鼎盛,商店里都供著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人气就最盛。  

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後还帐——包赚不赔。  

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著个人的私欲;每一把香,都燃烧著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麽?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麽:“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是为上帝,不是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更是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没有信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搞“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有著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  

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虽然制度变了,我们还是失败了。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就有了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要有工业、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後来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质上是接著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後,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  

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後,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後,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中国自己之所以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後才发现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诗人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确,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  

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  

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于是,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  

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麽?“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  

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麽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得多麽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著当画看都不行。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麽用”。学习有什麽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麽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耶稣却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圣经中记载耶稣行了三十五次神迹,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毫不动心。  

受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时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就连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接受的还是不够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  

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但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了解,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後,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麽?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麽能检验真理呢?  

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後,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大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  

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发财心。  

这种求物求利之心,使人们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富裕、强盛而已。这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  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麽?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至少1989年以前是如此)。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圣经的原则是什麽?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 

那清早就被雇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後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麽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和奥秘。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E=MC 。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过要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  

我们追求了半天实用,追到了什麽?数数看,从电灯、电话、计算机、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  

没有高远的境界,最终会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麽也追不著;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麽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四、中国文化中的人  

前些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好,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中国文化最讲以人为本。  

的确,孔子说“仁者爱人”。但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度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  

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甚至打死的。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民众,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既然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带有欺骗性。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 “个人”。  

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中国每年仅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矿工,而且年复一年。  

中国的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从大陆出来的人恐怕都有体会。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项羽说得明白,“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  

可是你看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世界的主,他却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3-45)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 

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民主的基础是人的平等。平等这思想,是耶稣带给世界的。人为什么是平等的?人为什么能够平等?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平等的基础。  

你站在海边看,海是无风三尺浪。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要是站在太空中看,那地球特别圆,珠峰那个八千八百多公尺的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人在上帝面前,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吗?上帝无限,上帝永恒,上帝全能全善。而人是那么有限,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平等的真正起源。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仅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相比,就会有不平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民主的源头,上帝是科学的源头。如果深入地去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艺术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是理性的源头,上帝也是快乐的源头。  

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寻,一直追寻到底的话,就会发现,在一切的终极之处,上帝在微笑。  

六、没有信仰就没有爱  

等级性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也缺少爱。我们没有博爱,没有耶稣那种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耶稣面对那些呼喊着 “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  

《约翰一书》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 

而没有上帝呢?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国内这样的报导:一人落水,成百上千的人在岸上围观,没人去救。家属跪下祈求,有人却问给多少钱。汽车撞了人以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别说爱了,连良心,连人性都没有。  

没有信仰就没有爱!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懂什么是真正的爱。顶多,是有条件的爱。  

正因为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这爱,就难免靠不住。老婆老了丑了,就想离婚换一个。大陆民谣说,“中年男人三大幸,升官、发财、死老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想换个年轻美貌的。这时,糟糠之妻突然死掉了,多好,免了离婚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社会压力。  

反右和文革中,多少人离婚,多少家庭破裂?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多少亲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造出了多少可怕的人间悲剧?谁敢担保,如果现在中国再出现文革式的运动,这些事不会重演?当条件决定爱的时候,条件的转变,就注定了爱的存亡。  

在中国古汉语中,“爱”的本意是指小气(例如,《孟子》:“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我以为这特别能反映中国文化中“爱”的本来面貌。这个爱字,就反映了一种私心,一种计较,一种盘算。  

所以,怎么上算,怎么来。在平时情况下,爱是有好处的,就爱。遇了风浪,一盘算,再爱下去就不上算了。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保下自己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不爱了。  

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俗气冲天,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有点不择手段。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地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头悬梁,锥刺骨,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走到他面前。苏秦很坏,恶心他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原先为什么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那么卑下)?”他嫂子倒也实在,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因为你地位高又有钱啊)!”这个故事,特能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  

电视片《十字架》中,大陆基督徒学者任不寐说:在布什总统演讲时提到九一一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这一点。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任不寐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心中没有神,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爱,没有这种博爱,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记得在纪念九一一一周年时,那时九一一遇难者已经统计出来并确认了身分,布什在纪念大会上,一个一个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绝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信仰的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爱是虚的,恨则是实的。上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不必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申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等等说法。你杀了我的父亲,这是杀父之仇,不得不报,必须杀他。他被杀,他儿子又不得不报,再来杀你。你的儿子又面临杀父之仇,还得接着杀,没完没了。  

一个西方人临死,可能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可能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家的仇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报了这个仇,就算是拉平了,就公平了。  

国内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主题基本是:报仇。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经常表现这样的意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看,报仇简直成了做人的理由!  

七、自由,来自于上帝  

在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  

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徙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与客观条件。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在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了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了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倒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什么选择,或者入仕,或隐居。入仕的路也只有一条:科举,考进士,入仕途。仕途充满风险,弄不好被贬官,被杀头,甚至诛连全家。若当隐士,一辈子默默于乡野,永远不能展开自己,不能发展自己,也很痛苦。左右不逢源,没有出路。这种选择条件非常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人的活法很单一。古诗里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夜半赶科场”。这边当官当怕了,辞了官逃回老家;那边有人正从老家出来,赶着去考进士当官呢。来来回回,其实是走在一条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别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单一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有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使用这一自由,我们仍然死守着原来的那一条路。  

中国人在海外,就是挣钱,买大房子,买车,过日子。跟在中国差不多,无非是房子好点,有了车而已。虽然海外有政治自由,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如何?立志从政的人的比例如何?全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诉求,得请一个意大利的议员协助,我们给人家拉选票。  

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华人与其它少数族裔相比,明显有差距。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扼杀了,我们都没这个功能了。  

自由,来自于上帝,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所谓天赋人权,天,就是上帝。人,生而自由。这自由就体现在能够尽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选择决定自由。那么,上帝给了我们多少选择条件呢?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你看看,何等自由!  

圣经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么关心世人,给了你自由不说,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要慎重呀!  

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上帝讲了人的自由性;第二句,上帝告诉人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的真义。  

近代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旁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  

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人心空虚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知道远离上帝的恶果。  

认识上帝,这是个人的希望与福分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福分所在。我为我们的民族祈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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