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学校给了我一次机会,去市图书馆聆听于丹老师的报告,2个小时,收获颇丰,或许于丹老师真如有人所言,不是一个儒学学者,但她绝对是个儒学,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那张精美的入场券似乎也在告诉我,于丹老师的身份是“著名电视策划人,被誉为中国电视业的‘军师’”,这就对了,但于丹老师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理解和对文化的不遗余力的传播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1.鸡蛋、胡萝卜、茶叶的三昧人生
整个报告中她讲了四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鸡蛋、胡萝卜、茶叶的三昧人生》,被煮后的鸡蛋、胡萝卜、茶叶,可以代表三种人生。
于丹教授将社会比喻成一锅滚烫的沸水,任何东西投进去都会改变。比如说第一个锅里扔进去一个生鸡蛋,第二个锅里扔进去一根胡萝卜,第三个锅里扔进去一把干茶叶。煮这三样东西你会看到三种结果:
生鸡蛋在滚水里煮开了,煮老了,最后鸡蛋就会硬梆梆,从外到里都是硬的,这是被世界煎熬之后的一种人生状态。你会看到一批愤世嫉俗的人,怨天尤人,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你会觉得他的心不是柔软的、流动的。他已经没有梦想了,变得非常的僵硬,到处攻击人。这是第一种人。
胡萝卜,原来是稚嫩、水灵的,但是在社会滚水里熬啊熬啊最后软塌塌的没形了。这是第二种人,就是被生活改造了,他随遇而安,好好先生,谁说怎么着都行。一切都顺应外在,但迷失自己了。
茶叶投入水里会是什么?你会看到每一片干的叶片都舒展开了,而那一锅水也变成了很甘美的甜茶水。这就是人和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改造。所以人既不应该被这个社会给煮硬了,也不应该完全煮软了,而是要跟世界之间形成一种化学反应。我们要有自己的心灵坚持,但是也要跟社会融合,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
有的人像是鸡蛋,被社会煎熬的内心已变得坚硬;有的人像胡萝卜,被生活煮软了,失去自我,人云亦云;但有的人像是茶叶,获得真正有效的生命。前两者只是一种物理积累,只有第三种人才与生活发生了化学反应。
因此,我们所追求的生命状态,既不失去自我,又能适应社会规则,外在的生活与内在的生命,即庄子所说的“外化内不化”。 鸡蛋外化了,但内心硬邦邦的,不进入社会,跟谁都磕磕碰碰;胡萝卜吧,外化了,内也化了;只有茶叶,内不化,外一定是融化的,释放能量。
2.一碗米的价值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禅宗故事,一个徒弟问他的师傅,一碗米有多大的价值,他师傅说,一碗米,要看放在什么人的手里,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掺一点水做成一碗米饭就是一块钱的价值;如果是一个动动脑子的小商人他把这个米再浸泡一下,用粽叶包成四五个粽子就会更有四五块钱的价值了;如果更有头脑的商人把它发酵酿成酒,那一碗米可能是二、三十几块钱的价值了。
每个人的价值都是一碗米, 做成饭与米的外形最接近,这个人的一生最部承担风险,但同样他价值最低,一瓶酒与米相差最大,酒里找不到一粒米,但他经过千锤百炼,承担失败风险最大,但最后,他实现了自己最大的价值。不是每个人拿自己的生命去酿造酒,绝大多数人都会拿自己的米去做饭。
3.盘古开天辟地
中国的创世神话是盘古开天辟地,但这个开辟不是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
中国人习惯的叙事是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它说开始时“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在里面呆了一万八千年。
后来天地分开了,但它不是作为一个固体“啪”地从中间断裂,而是两股气逐渐分开,阳清之气上升为天,阴浊之气下降为地。
这并不是天地开辟的完成,这种成长才刚刚开始。 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你看,盘古在天地之间“一日九变”,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每天都在微妙地变化着。这种变化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
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
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是务实主义者不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盘古的变化还在继续,这个故事还要接着讲:天地开辟之后,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日长一丈”,跟着天地一块儿长。 如此又过了一万八千年,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4.扁鹊兄弟谁的医术高明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长兄最好,二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二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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